看到有不少人推荐这本书，就把它放到了待看列表里，最后是哭着看完的。

这本书的书名并没有夸大其词，作者 特雷弗·诺亚 的出身在当时就是一种罪：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，他的白人父亲（瑞士-德国裔）和黑人母亲（科萨族）之间的结合是违法的。特雷弗因此被归类为“有色人种”，在一个严格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中，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。

这本书的核心是诺亚与他母亲帕特里夏的深厚关系（看的过程中我总是会想到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）。她是一位极具韧性、虔诚且思想独立的女性，用智慧、幽默和坚定的爱武装特雷弗，教他如何利用语言和思想去打破种族和社会的壁垒。因为他的特殊身份，加上淘气的天性，结合南非当时的社会环境，让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总是在滑稽可笑和惊心动魄之间切换：被母亲从行驶的汽车中扔出以躲避危险；在不同社区间利用语言优势游刃有余；从经营盗版CD生意，到与家暴的继父斗争等等。

他能够相对平和地度过童年和青少年，并以健康的身心进入成年，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他的妈妈功不可没。她在一个传统的黑人家庭长大，却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独立和反叛精神。她拒绝被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所束缚，坚持学习打字，成为了一名秘书——这在当时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是极不寻常的。正是这种精神，让她敢于与一个白人男子建立关系并生下孩子。她也深知，要让儿子在这样一个扭曲的社会中生存下去，必须赋予他最强大的武器——知识和语言。她坚持让特雷弗学习英语作为母语，因为她认为英语是通向更广阔世界、获取知识和财富的钥匙。同时，她也确保他学习南非的多种语言，如科萨语、祖鲁语和南非荷兰语。她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教育特雷弗。她带他去白人社区、黑人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，让他亲身体验不同世界的规则。她用幽默化解生活的苦难，用坚定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。

母亲的远见很快得到了验证。在一个由种族决定一切的国度里，语言成为了特雷弗的“变色龙”皮肤。他发现，只要他能说对方的语言，就能在瞬间打破隔阂，获得认同。当一群祖鲁族男孩准备抢劫他时，他用流利的祖鲁语与他们交谈，对方立刻将他视为“自己人”，从而化解了危机。这个经历让他深刻理解到：“语言，比肤色更能定义你的归属。” 他凭借这项技能，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游走，既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，又能与各方建立联系。

身为局外人，你可以缩进壳里，默默无闻，让别人看不到你，或者你可以走上另一条路。你通过敞开自己的方式，从而保护自己。你不用因为自己是谁而希望被某个小团体接纳，你只要愿意分享自己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。对我来说，那部分就是幽默。我了解到，即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群体，但我可以融入所有正在开怀大笑的小团体里面。我会突然出现，分发零食，讲几个笑话。我可以取悦他们，参与他们的一小部分对话，了解一点儿他们的圈子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从来不会在哪个圈子里停留过久。我并不受欢迎，但我也不会被排斥。我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和任何人打交道，与此同时，我又完全是孤单一人。

但随着继父亚伯的到来，特雷弗的家庭生活开始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。亚伯不仅对帕特里夏进行身体和情感上的虐待，也与日渐成长的特雷弗关系紧张。亚伯代表了南非社会中大男子主义和父权文化的毒瘤。他无法容忍帕特里夏的独立和坚强，试图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“权威”。特雷弗亲眼目睹了母亲所承受的痛苦，这让他对暴力和家庭关系有了早熟而深刻的认识。他与亚伯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，最终导致他决定搬出去独立生活。

看到这里时，我其实也有跟特雷弗一样的疑惑，为什么不离开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：离开之后，去哪儿？

从外人的角度指责这个女人，说“你走不就行了”，实在太容易。我的家庭并不是唯—一个发生过家暴的家庭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周围经常有这样的事。在索韦托的街道上，在电视里，电影里，我看到过无数次家暴。如果这是社会范例，那一个女人能去哪儿？当警察都不肯帮她的时候，当她自己的家人都不肯帮她的时候，她能去哪儿？离开那个打他的男人，找到第二个男人很可能还是会打她，而且比第一个更凶的时候，她能去哪儿呢？当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，而周围的社会会给没有丈夫的女人打上贱民的标签时，她能去哪儿呢？当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个荡妇，她能去哪儿呢？她能怎么做呢？

特雷弗离家后，亚伯的暴力变本加厉。他无法接受帕特里夏的离开，最终在她回家的路上开枪射中了她。一颗子弹穿过她的腿，另一颗子弹奇迹般地擦过她的头骨后部，从鼻孔穿出，没有伤及大脑和重要血管。

当特雷弗赶到医院，看到幸存下来的母亲时，帕特里夏依然不改其幽默本色，她对儿子开玩笑说：“你看，特雷弗，现在你才是家里长得最好看的人了。” 甚至还说：“至少你现在可以说你妈妈被人‘爆头’了，这在街头很酷。”

这一事件是全书的高潮，也是让我哭着看完的部分，当他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时，我就感觉到不太妙，他妈应该是出事了，但没想到这么严重，更没想到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活下来，而且没什么大碍，可能冥冥之中，上帝也进行了干预吧。

直到今天，也没人能够解释发生的一切。就连警察都不明白。因为那把枪不是不能用。它开过一枪，然后开不了了，然后又开了最后一枪。任何懂一点儿枪支的人都会告诉你，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绝对不会像那把枪那样哑火。但是在犯罪现场，警察在车道上用粉笔画了很多小圈，都是亚伯开枪后散落的弹壳，而在他在我妈身旁站立的那个位置上，掉着的是四颗完好无损子弹—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但好像又干预地不太彻底：

亚伯就这么出来了。案件在法律程序上缓缓推进，但所有事情都开始倒向不利于我们的一边。由于我妈妈奇迹般地躲过了一劫，所以对亚伯的指控只能是谋杀未遂，加上此前亚伯的那些家暴，在我妈报警后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，所以亚伯没有犯罪案底。而且，他还请了个好律师，一直在法庭上强调，他家里还有孩子在等着他抚养。结果，这个案子根本没有进入正式的审判环节。亚伯认了谋杀未遂的罪，然后被判了三年缓刑。他一天都没有在监狱里蹲过，并且还继续拥有两个儿子的共同监护权。直到今天，他还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，行动完全自由。我上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，他还住在高地北附近的某个地方，离我母亲的住所不太远。

作者特雷弗从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孩子，成长为一个懂得利用自己“局外人”身份，观察并解构世界的喜剧演员。他的经历让他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看待种族、权力和社会不公。这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回忆录，更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情书，致敬那位教会他如何思考、如何欢笑、如何在一个试图将他定义为“罪恶”的世界里，骄傲地活出自己的女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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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最明显的裂隙存在于南非两大主要的部落之间，祖鲁和科萨。祖鲁人是公认的战士。他们很骄傲，会拼尽全力去战斗。当殖民者的军队入侵时，祖鲁人拿着长矛与盾牌就冲上了战场，和对面拿着枪支弹药的敌人血拼。上千名祖鲁人死在了战场上，但是他们从未停止过战斗。和祖鲁人截然不同的是，科萨人一直以头脑灵活而自豪。我的母亲是科萨人。纳尔逊•曼德拉也是科萨人。科萨人也与白人进行了漫长的战争，但是在对手武器装备遥遥领先的情况下，科萨人感受到了武力战争的徒劳，于是一些科萨首领采取了一种更机智的手段。“不论我们喜不喜欢，这些白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”他们说，“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长处是我们可以用得上的。与其抵抗他们的语言，不如我们来学学英语。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然后迫使他们与我们谈判。”

“虽说你已经有了开业执照，”他们说，“但是你还需要给不同的人种准备不同的厕所。你需要白人厕所，黑人厕所，有色人种厕所，还有印度人厕所。” “那我这个餐厅里就没别的地方了，全是厕所了。” “好吧，如果你不想那样做，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转为正常的餐厅， 只为白人提供服务。” 他关了餐厅。

如果你申请成为白人，他们会往你头发里插一根铅笔，如果铅笔滑落，你就是白人，如果卡在头发里，那你就是有色人种。政府说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。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职员盯着你的脸打量一会儿，就能快速得出结论你是哪种人。根据你颧骨多高，鼻子多宽，他在随便哪个选项上打上几个勾，就能决定你可以住在哪个片区，可以和谁结婚，能得到怎样的工作，拥有怎样的权利，享受怎样的特权。

种族隔离就是这么做的，它让每个种族相信，是因为其他种族的缘故，自己才不能进俱乐部的门。就好像门口的保镖跟你说：“我们不能让你进来，因为你的朋友达伦在旁边，而且他的鞋很丑。”于是你看着达伦，说：“去你的，黑人达伦。你拖了我的后腿。”然后达伦反击说：“去你的，斯威。”现在所有人开始怨恨所有人了。但是事实是，你们中任何一个原本也进不了俱乐部。

我找到了我的位置。既然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，那么我可以在不同的圈子之间游走。我还是一条变色龙，文化上的变色龙。我知道如何去融入。我可以和爱运动的小孩一起运动，和书呆子一起讨论电脑。我可以跳进人群里，和小镇男孩一起跳舞。我可以和每个人都产生短暂的交集，一起学习、聊天、讲笑话、送餐。

身为局外人，你可以缩进壳里，默默无闻，让别人看不到你，或者你可以走上另一条路。你通过敞开自己的方式，从而保护自己。你不用因为自己是谁而希望被某个小团体接纳，你只要愿意分享自己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。对我来说，那部分就是幽默。我了解到，即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群体，但我可以融入所有正在开怀大笑的小团体里面。我会突然出现，分发零食，讲几个笑话。我可以取悦他们，参与他们的一小部分对话，了解一点儿他们的圈子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从来不会在哪个圈子里停留过久。我并不受欢迎，但我也不会被排斥。我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和任何人打交道，与此同时，我又完全是孤单一人。

这就是街区。总有人在买，总有人在卖，倒买倒卖就是要在全程搅混水。没有哪一步是合法的，也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。那个帮我们拿到耐克鞋的家伙，他真的有“员工优惠”吗？你不知道。你也不问。对话只会是这样，“嘿，看看我找到了什么”，以及“酷，你要卖多少钱”。这是国际通用密码。

邦哈尼一开始对我说“我们去街区吧”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就是去那边卖卖碟，或者在派对上做做DJ。结果，我们卖碟做DJ，都是为了在街区里做小额贷款和当铺生意积累资本。很快，后者变成了我们的事业中心。

我们努力地干活干活干活，但不管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，这门生意还是在赔钱。我们什么都赔掉了。甚至买不起吃的。我永远忘不了有一个月我是怎么过的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月。我们太穷了，连续几周都在吃一种叫马洛葛的野菠菜，和学名叫莫帕尼虫的毛毛虫炖在一起。莫帕尼虫真的是最便宜的东西，只有穷人中的穷人才会吃。虽然我从小到大家里一直很穷，但是那种穷，和“等等，我在吃虫子”的穷，依然不是一个等级。连索韦托人看到莫帕尼虫都会说：“呃…还是不要了吧。”这些多刺且颜色明亮的毛毛虫，和人手指一般大小，但是和法国蜗牛不一样，人们可以给蜗牛安一个光鲜的名字，让它们成为高级食材，但莫帕尼虫只能是恶心的虫子。咀嚼的时候，它们的黑色脊柱会刺破你的上颚。而且很常见的情况是，当你咬下一只莫帕尼虫时，它们黄绿色的粪便会在你的口腔中溅射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