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个体无法达成“最优解”或“更高效”的目标时，攻击性不再指向外部压迫者，而是转向自身，表现为抑郁症和职业倦怠。我们失去了“说不”的能力，也失去了“无所事事”的勇气，因为在功绩社会的逻辑里，低效等同于失败 。

虽然最大化者在客观结果上可能略胜一筹（例如找到了薪水稍高的工作），但他们在主观上却显著地感到痛苦、焦虑和后悔 。

我们不断地优化日程表、寻找更快的路线、刷着提供“干货”的短视频，本质上是在用一种虚假的效率感来掩盖对虚无的恐惧。我们不敢停下来，因为停下来意味着直面自我，而这是现代人最缺乏勇气的时刻。

当我们停止执行特定任务，开始“发呆”、“走神”或进行无目的的散步时，大脑并没有休息。相反，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——默认模式网络（Default Mode Network, DMN）——开始活跃起来 。DMN 是大脑中负责整合信息、构建自我意识、进行道德反思以及产生远距离联想（即创造力）的关键网络。

现代社会对“每一分钟都有效率”的强迫症，实际上是在系统性地抑制 DMN 的活动。我们用短视频填满排队的时间，用播客填满通勤的时间，剥夺了大脑“离线”的机会。这种“全天候在线”的状态，正在从生理层面扼杀我们的想象力。

当大脑感到无聊时，它被迫向内寻找刺激。这正是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时刻。儿童心理学研究指出，缺乏“无结构时间”（Unstructured Time）的儿童，其发展出的想象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 。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无聊而立刻寻求手机屏幕的“高效娱乐”，我们就切断了通往深刻思考的路径。允许自己感到无聊，甚至忍受无聊，是当今时代一种稀缺的勇气。

本雅明笔下的“漫游者”（Flâneur）在城市中无目的地游荡，以此抵抗工业化的异化 。在数字时代，这种漫游变得极其困难。Google 搜索的精准性让我们直达目标，不再有机会在“查找资料”的过程中意外撞见一本不相关却精彩的书。我们在信息的海洋中高效穿梭，却不再能捡到贝壳。

意义往往产生于阻力（Friction）之中，而非顺滑（Frictionless）之中。听黑胶是一种极度低效的体验。你需要小心翼翼地取出唱片，清洁表面，调整唱针，而且每 20 分钟就要翻面 。但正是这种繁琐的仪式感（Ritual），强迫听众进入一种“主动聆听”的状态。相比流媒体的“背景音化”，黑胶的低效赋予了音乐更重的分量。

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过程都外包给 AI，我们得到的只是结果的堆砌，而失去了在挑战与技能的平衡中获得成长的喜悦。允许自己“低效”地去手写一封信、去亲自计算一道题，是在捍卫我们体验生命的权利。

区分“省时”与“省事”：在不仅关乎结果，更关乎体验的领域（如陪伴家人、欣赏艺术、探索自然），主动选择“慢路”。

人类独特的价值，正藏在那些 AI 认为“冗余”的数据里。那是我们在迷路时发现的风景，是我们在发呆时涌现的灵感，是我们在笨拙的沟通中建立的深情，是我们在一遍遍试错中磨练出的技艺。在这个追求“最优解”的时代，让我们重新获得“走弯路”的权利。因为直线属于机器，而曲线属于人类。